1945年8月6日，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。8月8日，苏联向日本宣战。8月9日凌晨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。同一天，美国又向日本长崎投放了原子弹。8月10日，日本政府发出正式照会，决定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。关于美国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对促使日本投降所起的作用问题，当时国际社会发表了不同的看法。

1945年7月16日，美国新墨西哥州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，美国人认为，不需要苏联出兵，他们也能打败日本。为此，杜鲁门曾指示陆军部长史汀生询问陆军参谋长马歇尔，在对日作战问题上，是否还需要俄国人。马歇尔回答说，原子弹使俄国变得不需要了。丘吉尔更是语出惊人：“我们无须乞求俄国人的恩惠。”

尽管美英两国领导人迷信原子弹的威力，但从减轻士兵伤亡的角度来讲，他们倒也希望苏联能够出兵。

8月6日，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。

可是，出乎美国人的意料，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，日本并没有立即投降。于是，杜鲁门又发出一道命令：“除非另有指示，须依照计划进行。即是说，第二颗原子弹将按原定计划投向下一个目标。

这个时候，斯大林也在考虑向日本宣战的问题。8月7日下午4时30分，斯大林签署命令，要求苏联远东红军于9日零时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。原定于8月11日发动的进攻．提前了两天。

8月9日凌晨3时49分，即苏联出兵后约3小时30分，美军B－29轰炸机装载着一颗原子弹飞向日本。为了向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表示敬意，美国将这颗原子弹命名为“胖子”。11时零2分，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。

苏联出兵，美国投放原子弹，日本投降，几乎是同时发生的。

对于原子弹的作用，杜鲁门在回忆录里作了这样的评论：当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落下后，“很明显，原子弹威力的第二次示威使东京惊慌失措，第二天早晨就传来了日本帝国准备投降的初次表示。”

8月9日下午，斯大林会见了美国大使哈里曼。随后，哈里曼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描绘了斯大林对原子弹的看法：“他认为日本人正在找寻借口成立一个准备投降的政府，他认为原子弹可能就是这个借口。他对原子弹显示出很大的兴趣，并说，这可能意味着战争和侵略的结束。

8月9日，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斯大林发了一封致电：“斯大林大元帅：我们代表中国人民，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，表示热烈的欢迎。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，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，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。”

当天，延安《解放放日》虽然在头版报道了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，但又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以《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原子炸弹首袭敌国广岛》为题不加分析地转发了美国新闻处、合众社、路透社发表的关于原子弹威力和破坏力之大的消息。

《解放日报》转发的主要外电是：

美新闻处华盛顿六日电：美国陆军航空队已对日本投掷比二万吨TNT威力还要大的原子弹，比以前最大炸弹超出二千倍。

路透社纽约八日电：东京广播说，原子弹已将广岛所有生物烧死，毙命者及伤者被焚后，不辨原形。

美新闻社关岛八日电：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力，等于出动二千架超级空中堡垒的袭击威力。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，据拍摄的照片显示，只见一片浓烟，不见他物。

就在《解放日报》连篇累牍地报道原子弹消息的当天，毛泽东发表了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》的声明，对苏联出兵东北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。他说：“8月8日；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，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。由于苏联这一行动，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，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，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。”在这篇声明里，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原子弹。

8月10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毛泽东的声明、《红军四路进人求下》以及《苏联对日宣战》的社论。同时，又在第三版继续宣传原子弹。正当《解放日报》大张旗鼓地宣传原子弹的时候。8月10日，毛泽东把余光生（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）、陈克寒（解放日报编辑委员会委员、新华社第一副社长）叫到自己的窑洞里，批评了一个多小时。

8月13日，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任务》的讲演。毛泽东的话铿锵有力：“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，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？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，而苏联 出兵日本就投降呢？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，这是错误的。这些同志看问题，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。英国有个勋爵，叫蒙巴顿。他说，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很大的错误。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。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，是受了什么影响呢？是资产阶级的影响。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，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、通讯社来的。”

毛泽东所说的蒙巴顿，当时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，8月9日，他发表了一次谈话，欢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，还说：“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”

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之后，《解放日报》即时转变了态度。8月13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在三版转发了《基督教箴言报》的一条消息：“不能以原子力量赢得和平”，说美英等国对原子弹过高的估计是荒谬的，甚至是有害的。西方国家领导人，包括杜鲁门、丘吉尔，尽管他们不遗余力地吹嘘原子弹的威力，但后来也不得不承认，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问题。

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客观地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认为日本的命运决定于原子弹是错误的。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以前，它的失败已经注定，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是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。”

1945年10月3日，杜鲁门在一份国会咨文中承认：“自从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以来，已将近两个月。原子弹并没有赢得战争，但它无疑缩短了战争的时间。”

日本宣布投降后，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报纸在分析抗战胜利的原因时，也对原子弹和苏联出兵的作用发表了看法。成都《青年园地》发表署名文章说：“有人过高地估计了原子弹的作用，认为日寇的投降完全是屈服于原子弹的威力……如果原子弹真有那么大的威力，则在日寇最初拒绝接受波茨坦三国联合宣言时，杜鲁门总统何至于很失望地说：‘日本拒绝投降，战争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？’又在苏联宣布参战后，杜鲁门总统何至于高兴得合不上嘴，并在新闻记者面前说：‘感谢上帝！战争就要结束啦！’可见杜鲁门总统并不把使用原子弹的作用，看得比苏联参战的作用更大些。”

可见，原子弹的投放在二战末期的日本确实加速了日本的投降，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坚韧不拔的抗战。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战斗中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不仅捍卫了自己的国土，也牵制了大量的日本军队，迫使日本分散兵力，削弱了其战斗力。中国抗战的坚持和牺牲，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支持，也在最终战胜法西斯势力种起了决定性作用。因此，虽然原子弹是二战末期的重要事件，但中国人民的抗战才是根本原因，推动了日本的投降。